章宏伟;佛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不能仅凭信仰而存在,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刊刻《大藏经》是僧众弘法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捐刻方册藏是晚明居士佛教注重实践修持的功德化与信仰化所表现出的现实倾向。这类活动需要巨额资金,需要信教群众的捐赠,争取布施就是争取信徒。通过对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空间分布研究,可以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以及佛教信仰在不同地区流行的空间差异。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有长久的佛教传统,常有僧侣来往,佛教容易与文化水平高的士人发生联系。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忧虑人生无常,为了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也为超度亡灵、祛疾消灾、保佑子孙、增福添寿,纷纷信佛,热心功德,并带动家族、姻亲、同乡、同年、同僚等关系,散财布施,既为佛教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又促进了佛法向周围地区的传播。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601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江南人,北方施主施资微薄。北方筹集刻资不易,资金绝大部分要仰仗江南,加上五台山刻场自然条件恶劣,本来刻场设于五台山就是因为南方连年水灾不得已而定,当南方环境转变,南迁径山自在情理之中。
2016年05期 v.31;No.147 111-126+195-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K] [下载次数:60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孙竞昊;在近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所牵引的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相反,许多内陆城镇急剧衰落,但济宁是个例外。民国前期,济宁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北方其他城市情形不同,济宁精英和民众积极引介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又保留了许多旧有的因素和习惯,区别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但济宁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阻滞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影响了其城市性格的充分发展。同时,济宁现代化的部分成功是孤立而脆弱的,大济宁地区渐成为以沿海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腹地。民国前期济宁的经历显示:其作为内地城市的命运并不主要由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所规定,农村危机及其解决危机的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2016年05期 v.31;No.147 140-154+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K] [下载次数:50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0 ]